刘仰:“符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宣传”一词的英文是“propaganda”。在美国文化里,propaganda不是好词,带有较强的负面色彩。因为propaganda曾经是天主教的专权专利,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清教徒意识形态敌视天主教,反对propaganda,其实就是反对天主教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因此,当今美国的媒介理论一般都用“spread(传播)”代替“propaganda(宣传)”,以体现非意识形态性,显得“客观公正”。事实上,美国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极强的进攻性,换一个词,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思维的表现。

在西方文化中,“宣传”和“传播”都带有一定的攻击性色彩,属于文化战争的范畴。其中,符号是重要的宣传工具。例如,东方的寺庙一般都选择远离人群的山水之地,掩映在浓密绿荫之间,而西方的教堂则竖起尖耸的十字架。在现代摩天大楼出现之前,教堂尖顶十字架基本都是市镇内的最高beplay。这种符号的扩散时时刻刻在提醒人们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强力扩张。

符号的宣传作用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时代尤其重要,不识字不影响识别符号。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西方社会识字比例大幅提高,这一现象有所弱化。但是,影视媒体的出现,使得符号的宣传功能再次提升。尤其是美苏冷战期间正是影视媒体蓬勃发展的阶段,美化自身、丑化对方的“符号战争”充斥于两大阵营的对抗当中,从单纯的符号到可以被符号化的一切元素,都在冷战中充当了意识形态工具,即使是冷战结束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中东、东欧等地的“颜色革命”中,拳头、鲜花等符号毫无疑问都承担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借助互联网媒体和所谓现代艺术手段而大肆传播。在2019年的香港街头,暴徒“文宣组”制作雨伞、防毒面具、护目镜、黑T恤漫画或抽象标识也同样是出于病毒式扩散暴力“港独”理念的目的。

现代社会有很多符号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例如机场、道路等公共设施大量使用的提示符号,方便了母语语言文字不同的人们。但有些公共符号也容易被意识形态化,例如厕所的性别符号有时就会陷入意识形态纠结。商标等商业符号也经常出现此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

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中国的“符号战争”并没有消停。去年西方媒体上屡屡出现的“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就是一种语言符号的攻击。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病毒命名应遵守不能暴露任何地理位置、动物和人群的原则,但这对于一些时刻不忘意识形态进攻的人来说并不能构成障碍。近日,有网友爆出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定制文化衫,上面印制的图案高度类似蝙蝠形状及“WUHAN”字样,怀疑该外交官是不是想要迎合西方国家存在的一个歧视中国人的谣言。实际上,类似“蝙蝠外形”配“武汉单词”这样将语言文字符号与图案符号相结合的手法并不新鲜,不过是意识形态交锋中“符号战争”的常用手段。加拿大方面称,中国人对此的理解是一种“误解”,文化衫是“给武汉撤侨团队工作人员作纪念”,图案是借鉴美国说唱音乐组合“武当帮”(Wu-Tang Clan)的标志,并没有指代蝙蝠的意思。我认为加拿大外交部的说法是一种诡辩。即便造成了“误解”,也很有可能是事先设计好、便于事后开脱的擦边球手法,这种手法和诡辩都很拙劣。

这一事件的曝光是因为加拿大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物色的中国电商企业主比较敏锐,察觉到了不妥并公之于众。这提示我们防范西方借助符号的意识形态攻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及时切断此类恶意符号的有效传播。西方一些势力对于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攻击无处不在,符号只是其武器之一。(作者是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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